朱德庸：小世界与大世界
发布：追蝶 时间：2011-9-8 阅读：1218
来源1：http://www.lifeweek.com.cn/2011/0714/34012.shtml
来源2：左岸读书
网址：http://www.zreading.cn/archives/2499.html
看过朱德庸漫画的人，会认为他这个人很有趣，幽默诙谐，对人生百态刻画得非常准确。然而，朱德庸的世界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好玩，甚至对他来说是痛苦、孤独的，因为他是在被人歧视和孤立的环境中长大的。
朱德庸从小就有自闭症，无法与人正常交流，这个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上天不公的同时，却给了朱德庸另一个法宝：画画。从小他就表现出超常的绘画天赋，当人们把他从这个世界抛弃出去的时候，朱德庸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并且，他不断让这个世界变大，变丰富，直到有一天这个小世界能和外面的大世界相抗衡，让他找回了公平。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朱德庸在采访中第一次流露出他不想再画四格漫画的想法，他想退回自己的世界。
三联（三联生活周刊）：每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自己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有时候因为怕受到伤害会把外壳变得特别敏感和坚硬，用来保护自己。但别人并不明白你，反而把你的世界搞得一团糟，你的小世界是不是这样的？
朱德庸：我的世界一直是遭受破坏的，从小就如此。但小时候并不知道，只采取一种反抗方式，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外面的世界，我觉得外面的世界不是我要的，它给我很大压力，我存在于那种压力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也让我无法接受，即使这种不合理再微小，都是跟我整个生命有关。比如说家里送我去上幼儿园，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送到幼儿园之后我唯一抗拒的方法就是我在教室里面永远坐在靠窗边。每个星期都要换座位，只有我从来不换，老师没有办法让我换，只要老师帮我换了座位我就大闹，我就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也永远看着窗外。
再稍微大一点，上初中要理三分头，就是你们说的那种寸头，很短，几乎接近光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我就想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样子，每次要去剪头发对我来说就像世界末日，因为很小，我也只能这样感受到这种压力。但高中更严格，不但要理那种小平头，而且要穿那种米黄色的校服。那时候大了，反抗也就更激烈，然后我就在学校和家里被批来批去，我爸爸都不知道怎么办，奇怪为什么会生出来这样的小孩来。我从小到大，包括服役时都一样，对我来说我不容许我内心的世界被破坏。等我服完兵役后我开始从事漫画工作，基本上一切都还算顺利，但是在我事业开始这个阶段我一直在抗拒很多事情，包括有些事情做了之后你会觉得你不该那样做，比如有些商业操作，在我内心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我从事漫画工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这种抗拒心理大概从10年前就开始，越来越强烈，当然我还是必须要做一些妥协，但现在我已经没办法再忍受。我要保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这10年来我的内心世界一直是被破坏的，我每次只要踏出我的世界，退回来一定是伤痕累累，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慢慢修补。
三联：当初这个小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德庸：我觉得是——因为我今天谈的很多内容都是第一次谈到，所以我可能要想一下。我的世界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外界有所联结，但是我的世界是先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直到我大了之后才知道我有轻微的自闭，所以我小时候就没办法跟别人交流。我不晓得因果关系是什么，但我一直是在那个世界里。有时候也会试着出去，但踏出去别人并不接纳，也许你采取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外面世界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你可能没办法照他们的做。大了之后，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坚固，因为我必须把自己的世界巩固好，但是力量非常脆弱。我每天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去上学，这就是我的世界崩溃的开始。然后我在学校从早待到晚，直到回到家坐在书桌边，拿出纸来开始画画，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用漫画去抚平自己白天在外面世界受到的所有伤害。也许那些伤害回想起来也不算什么，但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伤害。同学对你的排挤、老师对你的轻视，还有你对整个大环境的不满，全部只有回到家，退到我的漫画世界我才能够重新修复。这个时间非常长，长到最后漫画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因为别的世界我没办法去，我只能够待在我的漫画世界里。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后来会画漫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一直在建构我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所有的元素，都是因为我在外面世界受到了伤害，回来修补，修补时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慢慢对于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时代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不一定正确。在我的漫画里面，绝对没有歌功颂德这种事情，不管画任何一个题材，我永远都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去画，画出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所有都是别人没有看到或刻意忽略的一面。唯一比较占便宜的一点是我用幽默方式去画，所以和一般的批评家不一样，别人看了之后不管理解与否至少可以笑一笑。
所以我的内在世界最早是这样形成的。一直等我大了之后，我还是一直尽量保护我的世界；当我已经开始做事，有了自主权时，我还是保护它，保护的方式还是让自己不要接触外面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小世界，当你跟一个人接触时，其实你是接触他的小世界。但是很奇怪我身边每一个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小世界，他们的小世界都残缺不全，所以会让你很难受，因为他不会去尊重你，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压迫你，他也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距离，用隐性或显性的方式让你在与他交流时有压力，然后我就慢慢发觉原来每一个人的小世界就是破败不全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在他们的小世界里花时间，每个人都是丢弃他的小世界跑到一个大世界，这个大世界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混饭吃、要生存，不管怎样，是他们建构的大世界，在那个大世界，用他们熟知的方式交换、存活。但是那个大世界就不是我能够存活的，所以每次一踏出我的小世界就让我窒息。别人也许不知道，我每一次做宣传，回去至少瘫两三个月，就是因为在宣传时可能是我最大量、最密集接触外面的世界，那个大世界给我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也没有人会在乎这些。
我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个手稿，作者是一位叫殷海光的学者，他手稿上写着：“像我这样的书生还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存活下来真是奇迹。”我看到的那一刻，就感觉似乎有一股电流冲到我身上，我的处境跟他是接近的。我虽然是一个自由创作者，享有很多上班族没有的自由，但是其实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你没有帮手和机构，什么都没有。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并不后悔，但是我必须要承受这种生活带给我的很多困境。大家看来我很成功，但在整个食物链里其实我是最底层的，是被剥削的，必须要承受整个食物链给我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从现在开始我要走我人生的另外一步的原因。我从小就不停地在抗拒，到今年50岁了，我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重新做一个交代；另外就是我可能已经畏惧这个世界了，在我这么辛苦的几十年里我想完全回到我的世界里去，我不想再接触这个世界了。
三联：如果说你现在把自己和这个世界断开，得与失，是什么呢？
朱德庸：我想最现实来说，可能会失去财富吧。我会想办法用别的方式谋生。至于其他，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其他东西我从来没有得到过。我会失去我的朋友吗？我交朋友是很随性的，我也不太参与很多活动，这几十年下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说死的朋友比活的朋友多。就朋友而言，每个人都需要舞台来继续结交朋友或跟朋友之间保持联系等等，对我来说，我原来就不拥有这些，如果我换一种方式的话，那些我也不会失去，本来就没有得到太多。至于说名，我26岁就在台湾成名，但我并没有利用我的名去做更多的事情，也没有去享受名，我大部分时间窝在台湾，也不常来大陆，即使很多人告诉我现在我在大陆有多么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来。跟我最长时间相处的就是我太太，严格讲和真正有名气的人比起来我是没有享受到名，因为当你有了名之后如果你不跨出那一步去把你自己曝光，其实你是享受不到那个名的。你必须跟人接触，跟读者接触，跟所有喜欢你的人接触，才可以享受到名，你只待在家里名是没有用的，名我也没什么好损失的。如果我决定换另一种方式的话没有太大差别。
至于得到什么，我想是自己吧，一个很纯粹的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还是有很多事情非做不可，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包括尽量少做事情，我的本业就是出版，对于一个畅销和长销作者来说我现在出书的节奏已经很缓慢了，有时候两年甚至两年多出一本书。我也不会刻意利用任何一个机会，比如3年前《绝对小孩》卖得非常好，销量没多久就超过100万本，聪明人应该半年就会再出第二本，结果我的第二本两年后才出。我已经尽可能维持自己的步调，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可能想维持一个更纯粹的自己吧，人的价值不就在这里吗。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对外，而是应该对内的，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选择权利或者能力？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也不想再成功了，如果还要成功就是拿我的生命去换，拿我的时间去换，这一点是我可能没办法骗自己的地方。
三联：那将来还画画吗？
朱德庸：我觉得一定会减少，甚至可能会停止。我在台湾，每天真正花在画画上的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后就变得无法忍受，没心思画下去，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能推的都尽量推，接下来如果还要再减少那我肯定是不画了。出版可能也会停，或者我可能把时间拉得更长，当然在这之前我先要把一本书的债还掉，之后就会这样。但是我不会停止画画，因为画画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生命如果没有画画，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它是我生命的一个支撑，最原始的一根柱子，在我小时候那根柱子就在那儿撑着。支撑我天空的柱子也是后来才寻求到的，我太太是一个，音乐也是一个，但是最早其实只有漫画这一根支柱。我以后还是会花时间画画，但是出发点不会再以商业性为主，而是满足我自己，我想我必须借着画画把我内心的很多感觉表达出来，那种表达的方式和现在大家看到出版的四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为我自己而画。
三联：过去画画有过让你不快乐的时候吗？
朱德庸：画画本身一直都是带给我快乐的，否则我撑不下去，因为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不快乐的事情了，画画如果再让我不快乐，我是没办法再画下去的。我大概10年前碰到过一次这样的状况，有段时间，我还是在画，但是我不快乐，我享受不到画画的那种单纯的快乐，书还是照样卖，大家还喜欢，每个人也都觉得很棒，可是这个过程我一点儿都不快乐，后来我就强迫自己停下来。差不多1999年之后，我才慢慢再开始画。如果我再换一种方式的话，画画我还是一样会画下去。画四格还是能带给我很大满足感，这是我的对外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只有漫画能够做，我本人都无法达到。一方面我和外界沟通的方式不顺畅，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以讲笑话的方式和外界沟通，我只能用我的漫画去跟外界沟通，漫画就像海豚、鲸的声波，发出去后能接收到的就接收到了，不能接收到的就接收不到。
三联：我想象你在过去希望存在的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有一堵很高的墙，你在墙里，只有一个非常非常薄的缝隙，通过它可以把画塞出去，他们把画拿走发表。你不希望这些人走进墙里面。
朱德庸：是的。我不希望别人进入我的世界，事实上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让别人进入他的世界。自己的世界隐私已经很少了，再不保有自己那一块让别人随意进出，那你还有什么？很多人恐怕是被迫要交流吧，以前还有选择，现在好像都不能选择，都被迫通过商业方式交流。这是破坏人的隐私的，每个人都被压得透不过气，为了拓展人际关系也好，为了虚伪的那一面也好，他必须跟所有认识或不认识或初见的人都保持畅通管道，我没办法接受那样。对我来说，我不会排斥很多东西，但是它必须是自然的，要符合我的方式，一旦和我的方式不一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之后就是暴怒。虽然暴怒我是不会显露给别人的，但是我内心是暴怒的，我会想：我不要这样。当我决定我不要这样时，我用的就是另外一种抵抗的方式，也许有人察觉出来，有人不能察觉，为了保护这块我会尽我一切力量。十几年前我曾经为了保护我的这一块而让我在整个台湾的事业都断过一次，我在考虑现在我要保护这一块是不是让我大陆的事业也断一次？就像有个记者问我：“出书量那么缓慢是否担心被淘汰？”我觉得没那么可惜，人不可能一生出来就是个明白人，一定要经历一个莫名其妙搞不清楚的过程，但人总该到一个明白的时候，我现在到了。甚至比我更聪明、更敏感的人，可能他40岁就到了，他宁可还是选择不明白，也许那是符合他的意义的。符合台面上的意义也好，众人的期望也好，但我不想这样选择。
三联：你成为公共人物之前，可能想得非常简单：我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收到稿酬，靠这个良性循环生存下去。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成为公众人物就像是被提着的木偶，有时无法左右自己，而是被人牵着走，当被牵了一段时间，你才发现这感觉不是你想要的。
朱德庸：我成名的时候大概26岁，那时还很年轻，刚毕业就服兵役，然后立刻就红了，那时不会想那么多，只是好奇，为什么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为什么拿起电话就有人说：“我们是什么报，我们想访问你。”我的成名作是《双响炮》，《双响炮》红的时候我还在当兵，那个信息是断的，等我退伍回到岛内，家里的电话3天后才开始响，当时还不知怎么回事。一个星期之后，《中国时报》主编打电话约我出来吃饭，吃饭时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红了？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也不用想那么多，我就告诉你：你红了，而且你要接着画。他还说当初拿到我的稿子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红。
我当时感觉比较错乱，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二战”时新加坡有个兵叫李光辉，被日本拉夫到马来西亚打仗，他到了马来西亚就逃走了，在丛林中一直躲了20年，20年后他还以为外面在打仗，当他被人带出丛林才发现战争早就结束了。这跟我很相似，我在当兵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人知道我，虽然偶尔也在报纸、杂志上画一些，但对别人来说那只是一个零星的名字，没有聚焦过。当我在马祖待了10个月，回来之后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对我来说是错乱的。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我从来没想过竟然可以靠画画赚钱，那是一种满足，那种满足是一种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的感觉，别人视为无用的伎俩——画画，如今竟然变得这么有用。当初跟我说“你画这个干吗”，现在都说“画得很好要继续画”。对我来说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却看到另一面，而且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一直触摸这另一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触摸没多久后我就开始怀疑我是否要画，画画是我要一直坚持的吗？从那时就开始挣扎，那时想去做广告，甚至还想要去开飞机，一直到29岁时，有一天我跟太太讲，说我不想画了想去开飞机。她说能开飞机的人多得是，但是台湾能画漫画的就是你一个。她讲完我就想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确定我是否是唯一可以画漫画的人，但是在那个过程我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漫画一直是我的最爱，没有漫画我不知道生命会怎样，我应该把一生的事业和漫画永远联系在一起。那一刻我转变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过做别的事情，要么做漫画，要么就什么都不做。
三联：当时知道自己走红了是什么感受？
朱德庸：我对走红一直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觉。“红”的概念对我来说也就只在采访这个过程，想到“有人要访问，那我可能还不错吧”。我可以跟你讲一些事实来说明在我心里没有“名”的概念。我跟我太太在台北逛街，到店里挑衣服，我太太问我衣服怎么样，我就会直接说“丑死了，这是什么店，怎么进一些这么糟的东西”。出门时服务员都说：“朱先生谢谢您，欢迎您再次光临。”我就知道她认得我，但是我并没有察觉到别人可能认得我。以前我和我太太走在街上，常常一言不合两个人就要吵架，有一次她的朋友说：“我有个朋友说有次在街上看到你和朱德庸，你们俩好像有点不愉快。”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名人，他会在街上这样处理事情吗？在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名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不是虚伪，但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享受过名。
电视剧《粉红女郎》在大陆播放是2003年，有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到上海来，你不晓得《粉红女郎》现在有多火，那时刚好遇到“非典”，很多人不能出门，在家看电视反而增加了收视率。我没有去，如果我是一个觉得名利很重要的人，我就应该立刻飞奔而去。几年后，有次我陪太太的爸爸到上海，大家在吃饭，有人跟餐厅老板说：“你知道那是谁吗？《粉红女郎》的作者！”老板出来说：“不要钱！都不要钱！”
名对我来说一直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我也有虚荣的一面，就是签售会或者发表会如果来的人很多，我会开心，但那种开心不会控制我。我有一个理论：“名人3秒钟寿命。”今天早上有人看到我说：“啊，那是朱德庸！”然后你就享受那3秒钟，哦，我有名！等他走过去之后，他很可能马上就向旁边人说：“我们中午要吃什么？”马上把你忘掉了。那我需要为了那3秒钟生命耗尽我一辈子吗？有必要去争取每一个3秒钟吗？我不要！另外，人的生命很短，对个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对别人是没有价值的。大部分人的名只能流传三代：你儿子会记得——啊，我爸爸；你的孙子稍微记一下——哦，我爷爷；等到再下一代——谁啊？给他看下照片，放到旁边马上就忘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名。钱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够用就好，多出来的就是多余的，多出来的只是安全感，再多出来的就是贪婪。
三联：你对名感觉比较模糊，但它对你有什么干扰呢？
朱德庸：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干扰就是可能会勾起别人对我的贪婪。可能最大的干扰是这个：会有更多人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
三联：现在你想去对抗外面的这个商业世界？
朱德庸：我知道这是商业世界运作的模式，我能做的就是在滚动的轮子里我必须一起滚动，在滚动过程中可以想办法减小滚动速度，用脚踩一下地，让你和地之间的摩擦增大，或者在滚动过程中稍微调一下姿势。就像我以前在马祖当兵坐船一样，是那种平底船，海上浪很大，船会跟着波浪摇动，坐在船上整个人会有一个幅度，当船往前时我就往后仰，当船往后时，我就往前俯，所以身体能够保持中间平衡，但是很累。出版过程就有点像那样，你刚刚形容得很好，我不过就是想把东西从一个缝塞出去而已，结果他们打个洞进来了。我以前对创作的梦想就是这样的，基本形态就是你给我一个舒服的小房间，有两个缝，一个是我把画好的画放出去，另一个是你把饭菜放进来，我就在里面慢慢吃完慢慢画。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已经开窗开门了，没事就“咚咚敲门”——“客房服务！”“你出来一下怎么样？”“有人要见你。”……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这些门窗都封起来，同样是两个缝，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固定时间把画稿从缝里塞出去了。
三联：你不善交流，但非常善于观察，而且用幽默的方式，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掌握别人都很难掌握到的这个本事的？
朱德庸：这还是有一点天性。人家问：“你怎么漫画画得这么好啊，你是怎么学的？”我开玩笑说：“没什么，就跟妓女一样，靠天赋而已。”
我小时候……没有办法跟人交往，我跟人相处是一种恐惧。我只要跟别人接触，就手心冒汗，说话会结巴，我就是没有办法和另外一个活人相处。结果我发现跟昆虫相处没有问题。以前我们家住的是有院子的房子，我整天就在院子里玩昆虫。这个院子里有各种的昆虫：蜜蜂、蚂蚁、蚯蚓、蟑螂，还有天牛、蜘蛛……我就在里面慢慢地一个个找来玩，让蜘蛛跟蜘蛛打。我发觉跟昆虫在一起很自在，慢慢对昆虫的习性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
我会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玩儿。我会把我们家所有的蜘蛛都抓起来，然后让它们两只两只地一起打。我就在一旁观察它们怎么打，最后产生一个冠军王，其他蜘蛛全死了。我就对冠军王说：“你赢了！”就放它走。蚂蚁也是，我们家的院子很大，我就用糖把这边的蚂蚁窝和那边的蚂蚁窝连在一起，两边的蚂蚁出来，都沿着糖浆一直往前走，双方一碰到之后，马上就会往回跑。我就一直看，看它们跑回去多久之后兵蚁会出来，兵蚁就沿着那个糖浆打，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我可以活生生地看到这一切。虽然是昆虫，但是可以从昆虫里看到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自己还会一直做试验，看到底要多少只蚂蚁才能制服一只蟑螂。当蟑螂6条腿都在的时候没有蚂蚁能够制服住它，我就试着拔掉一条腿，再看，发现还是没办法，于是隔一阵就拔一条腿，看它到底怎么样。最后我发现，蟑螂剩两条腿的时候，蚂蚁是可以制服它的。
我那时自闭，但自闭并不表示我对外面的世界没有兴趣，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只是没有办法通过一般人的方式进行接触。一方面我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我接触了，也不善于使用他们的方式，我会一直被打回票的。我在观察昆虫的时候没有这个困难，昆虫对我来说也是自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虽然不是人的世界。
我玩昆虫玩了几年之后，我家院子里的昆虫都已经被我玩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昆虫的变化性太少了，它永远只能顺从它的天性，你慢慢会发觉昆虫都是这样的。譬如两只蜘蛛在相互打架的时候，就像武侠片里的两位高手一样，它们两个对着不动，完全不动。当它们自己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一刹，两个蜘蛛会弹起来，一弹起来有一只蜘蛛就会在另外一只蜘蛛上面，下面的蜘蛛不挣扎的，动一下，它就知道它败了。上面的蜘蛛会用钳子钳进去，毒液进去了，下面的蜘蛛就慢慢昏迷，昏迷之后上面的蜘蛛就把它的肚子吃掉，只剩下头和脚。
昆虫给我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但是过于单纯。当我看完之后，觉得自己对外面世界摸索得还是不够，就开始观察人，而不是通过交流。刚开始我是想象，想象他们可能会是什么样，后来我就把人当昆虫一样做试验，看我的想象是否正确。譬如我去摁邻居的门铃，摁完我就跑，摁之前我全部都想好了，摁第一次那个人出来，他是什么表情，再摁第二次，他又出来，又是什么表情。我一步一步开始想，想完之后再去试。我就发觉，没错！每一步都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就开始这样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人，观察之后就发觉，这些人并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他们都有另外一面，甚至有好几面。我念小学的时候，老师一天到晚骂我是“猪”，说你这种笨蛋，这辈子就完了，你还有什么出息。第二天我爸爸牵着我的手在路上碰到那个老师，我爸爸说：“我的小孩子在学校怎么样？”老师说：“你的小孩子好聪明啊！没有问题的啦！他只是贪玩，好好读书，一定会很好的……”诸如此类。看着他我就在想，你到底在讲谁？我后来就发觉，人永远说一套做一套，人永远只会呈现他想给你看的那一面，另外一面你得自己去发掘。
我在学校成绩不好，又自闭，老实说，在学校里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会保留的，也不会讨好我，因为他们不需要讨好我。他们在我面前完全不需要有伪善的一面，我对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在我面前会完全显露出他想显露的。但是他们在别人面前呢，当那个人对他有价值的时候，他是给他另外一面看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看的，一直看看看，看到大，都是这样子。包括我去当兵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我的长官当着所有的士兵训话的时候说，你们要怎么样，要负责，要担当军人的天职，等等等等。但是当他的上级长官来视察的时候，他简直就像一只小狗一样。他永远都是这样——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样子，在别人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整个过程让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在坚持，都是好多人、好多面，所以我就开始在我的漫画里面这样画。对我来说……我永远在漫画里把另外一面画给你看，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后来画了这么多专栏，出了这么多的书，其实是建构了一个漫画世界。这个漫画世界看起来是富有想象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但它反映的是我们真实的世界，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个世界更善于伪装，更让你看不透。
三联：自闭让你学会了一种观察方式，甚至在观察或触碰那个不接受你的世界时会变得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一般人对人的多面性不会去想太多，反而你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上的差异。
朱德庸：我觉得像我这种人，其实是很容易遭受敌视的。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喜欢我这种人，也许他自己并不清楚，但人都是动物，在潜意识里他会感受到的。可能有人和我交往时他的动物性会让他不舒服，他会觉得在你面前是赤裸裸的，装也没办法装。可能有一天和你相处在一起，他的压力很大。尤其是之后我又成名了，我又把这些透过漫画画出来了，他们就会更敏感。这跟我以前还不一样，我以前走在街上看人的时候没有人理我，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第一次感受到我作为一个无身份的人的那种自在，是在当兵的时候。我出来办公务要穿军服，我走在街上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不在乎我是谁，他们眼里就只是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是“军人”。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身份的人，我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人如果看到10个军人在那儿走，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军人，没有身份就完全超脱了自己。如果我放假回家换上便服，就算是在巷口走，我都还有身份。你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符号。我曾经和我太太讲过，我在那段时间是最自在的，就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我就在街上晃啊，吃东西啊，就好像一个游魂一样，在街上飘来飘去的。只有我看到别人，没有人看到我。
三联：你的每一本书的内容都会有侧重，比如《醋溜族》、《双响炮》。在画的时候，会不会专门有意识地去观察某一类人群，去想他们这种人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朱德庸：我不会。我脑袋像一个24小时打开的接收器，那个信号是自然的，就跟我们手机信号一样。你走到哪里，信号自己都会接收，只是看你要不要用而已，我就是这样。我如果要去观察我所画的每一个人，那很累，大部分是用心去感受的。有时候我感受到的不见得是有用的，可能当时接收到了，但并没有真正感觉到什么。但是每隔一阵子之后，这些信息会汇整出来，跟你讲一件事情，告诉你这一段日子怎么了。要画的时候，它会整理出你要画的东西，它真实的状况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它处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我从来不做笔记，从来不会想到什么把记下来，或者说观察到什么把它记下来，我不做这种事情。
我除了自闭之外，还有阅读障碍，还有识字困难，这个是我不擅长的方式，我不会用我不擅长的方式去记录的。而且我的接收方式是图像，我必须要看到，才能去感受。如果你把我放到一个广场里，可能一放下来我就开始接收信息，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一路接收。可能我和别人一样，就正常地在那儿吃饭、逛街，但逛完回到家之后，那个东西就在整理了。整理的时候我也未必知道，说不定一两个星期，突然有一天我会和我太太说，我觉得怎么怎么样。那个可能就是它整理了，整理完了跟你说，你就知道了。
三联：是不是小时候在交流上有一些障碍，正常交流方式被切断了，通过其他方式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就被强化了？
朱德庸：我小时候说话结巴，老师就对我喊：“你慢慢讲！”越慢越不行。以前有人研究过，讲话结巴的人是因为脑部过于发达，太快，快到自己来不及表达。我觉得我脑部就是接收东西太快，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会把外面的世界关掉。我以后画画可能就只画我自己的世界了。我为什么刚开始想画大画？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画它会来找我的。它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世界里。但这些东西是没有机会被画出来的，因为我要做出版，我还要生活，这些东西就一直被关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机会去画它，而我一直在画外面的世界。我现在真的是不想再这样了。
三联：你漫画中透露出的幽默感是很难得的，这个幽默感是怎样形成的？
朱德庸：我最早的幽默是怎么来的，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我小时候，可能所有的倒霉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除了觉得很倒霉，甚至很不好受，同时我还看到了另外一面，就是这倒霉的本质其实是荒谬的。就好像我的老师一直骂我是笨蛋，结果碰到我爸爸的时候把我说成另外一种人。他在损我的时候对我是一种伤害，但是当他夸奖我的时候，我同时看到了另外一面：荒谬。
我创作过程有两个最大动力：一个是荒谬，一个是愤怒。小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感觉到愤怒，只是荒谬。当我慢慢长大，感受到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当我感觉到这个荒谬之后，竟然发现这种荒谬是一直持续的，甚至是被多数人认可，或是习以为常的，这时候我就会愤怒。愤怒就会用幽默的方式画出来。
我的幽默就是从小就不停地经历这些事情。我在满月的时候就遭受第一次打击，这是我妈妈后来跟我讲的。我妈妈第一次把我抱出去，站在巷子口，隔壁邻居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呐，我没有看到过这么丑的小孩！”从满月开始我就受到打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成绩不好，不断地被打击；我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受到打击；我也不是一个长相可爱的小孩，受到打击。一路都是这个样子。人总是要有一个出口吧，打击、打击，打击到最后我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是这个样的，我慢慢会自嘲。
这个经历可能是一个原因，可能有的人可以画漫画，但为什么画不出来像我这样的，说明他从小是谁都喜欢的小孩。他也许成绩不好，但长得很可爱。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遭受我这种经历，他在画画的时候，也许想表达幽默，但他的幽默中没有尖锐的东西存在，或是没有观点。因为在他的人生里，他只尝到了幽默这件事情，而没有尝到幽默之外其他去丰富幽默的元素。
三联：小时候内心甚至人格受到伤害，有没有给你带来太多阴影？
朱德庸：我还是有阴影的。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被伤害的吧，只是伤害的程度不同。我后来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因为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是没有被鼓励过的。我会画漫画最幸运的一点是我爸爸没有阻止我，但是他也没有鼓励过我。他唯一做的是在我画的过程中，帮我把纸订成一个册子，让我可以画连环画。当我画完之后，我跟他说，爸爸我没有纸了，他过几天会再帮我弄一个新的本子。我觉得这是基于他对小孩的爱，并不是鼓励我去画。我能够从小一直画画，没有断掉的原因就是这样。我妈妈是根本没有意见，她根本不在乎我画还是不画。我爸爸如果当初阻止我画的话，我的这条路就断了，那我现在的阴影可能就会很大，因为我没有一个抒发的渠道，再也没有了。而且这个抒发的渠道是如此之大，我竟然能够透过画画发表作品。
绘画是能够疏解人的一种方式，对我而言，我并不太在乎我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在乎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我可能不再信任很多的事情，也不再信任很多的人，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所有别人对我说是很好的人都让人失望了。譬如老师，老师在我小时候地位很崇高，很正直，结果我从他们身上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军人也是一样，军人以前在台湾是被宣扬成一个对国家很忠心，很正义的形象，结果我看到他们无比腐败，无比阳奉阴违。在我的亲戚中，没有一个亲戚是瞧得起我的，他们认为你功课那么烂，讲话又结巴，样子又不好看，烦死了。我到舅妈家，想喝水，舅妈说你去那边自己倒一杯水喝，我就去厨房拿一个玻璃杯倒水，舅妈跑过来说：“不要喝！这杯子那么薄，很容易打破的！”就从我手上把杯子拿走，换一个很厚、很粗的杯子给我。
当我高中要考大学最需要朋友鼓励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到我家里来看我，他来了之后看了半天，表面上是来看我，东摸摸西摸摸的，好像在旁边陪着你，结果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你考不上的。”这些经历造成的影响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相信别人。